—— 訪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當代研究所研究員王小彬

　　記者：洛桑孫根當選噶倫赤巴能說明流亡藏人突破地區和教派成見么？

　　王小彬：在2011年西藏流亡政府噶倫赤巴的選舉中，康巴籍流亡藏人洛桑孫根當選。這次選舉被一些研究者看作是流亡藏人突破地區和教派成見走向一體化的象征。因為來自衛藏的流亡藏人占到了全部投票人數的70%，如果他們投出反對票，洛桑孫根就無法當選。同樣，按照傳統的地區意識，洛桑孫根應該獲得康巴人的支持，但統計顯示洛桑孫根在其出生地噶倫保(也是康巴人聚居地)以及被認為是康巴票倉的德拉頓地區的得票都遠低于來自“衛藏福利會”推選的詹東·丹增南杰。這一選舉結果其實并不意味著流亡藏人內部矛盾的和解。哈佛大學的洋博士洛桑孫根得到了美國和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支持，達賴喇嘛以他的影響力壓制了衛藏流亡藏人的地區意識，使他們把自己的選票投給了洛桑孫根。但康巴流亡藏人不投票給達賴喇嘛支持的洛桑孫根，體現了“衛藏人支持的我們就要反對”這樣一種心理，是地區矛盾的另一種復雜體現。

　　除了在民主選舉中的分歧與矛盾外，流亡藏人集團內部長期的、激烈的沖突還體現在多個方面：十三集團與老“四水六崗”與西藏流亡政府之間的長期沖突人所盡知，杰欽修丹護法神之爭揭開了教派爭端的蓋子。盡管藏人流亡社區的選舉不會再像過去一樣按籍貫選舉同鄉作為候選人，但流亡藏人的地方意識短期內還不會結束，教派之間的分歧與爭端也會繼續。即便隨著代際交替流亡藏人的地區意識消解、十四世達賴喇嘛整合國外藏傳佛教各教派成功，流亡藏人集團內部政治主張的分歧和不同團體間的利益考量也會產生新的矛盾和沖突。

　　記者：能否介紹流亡藏人的“國民”身份及“西藏流亡政府”行政職權和功能？

　　王小彬：印度政府安排流亡印度的藏人居住在印度各地。居住的型態是形成聚落但并非與當地印度人隔離。流亡印度的藏人有10多萬人，他們以經商、務農，或開小商店為生。據報道，在印藏人雖然有不少出生在印度，但不管是第幾代生活在印度，都不能加入印度國籍，永遠只能是難民身份。因為是被人收容的“客人”，所以他們不能擁有土地和不動產，也不能永久性地購買和擁有土地及房產，一切都只能靠“借和租”。可以擁有動產，可以于銀行開戶存錢匯款，但不得擁有不動產。

　　1963年之前到印度的藏人以及其后代，可以獲得印度各省政府(并非聯邦政府)所發的“注冊證”(Indian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for Tibetans，RC)。之后來到印度的，就無此待遇。1963年，達賴喇嘛頒布流亡藏人的“憲法草案”《流亡藏人憲章》，組織由流亡印度的難民選出“西藏流亡議會”，并由“西藏流亡議會”選出“西藏流亡政府”。但是，“流亡政府”下的人民是沒有國籍的。為方便流亡藏人出行，印度政府對流亡藏人簽發“無國籍的難民旅行證”(Identification Certificate，IC)，就是所謂“護照”。藏人要離開印度，申請書要遞交達蘭薩拉“流亡政府”，再由其向印度聯邦政府申請簽發。除中國之外，世界各國都承認此一文件并據此接受簽證申請。流亡藏人到了印度以外的國家，就接受印度大使館與領事館的管轄與保護。達賴喇嘛出國竄訪與弘法，也是持此印度政府所發的“無國籍的難民旅行證”(IC)。

　　“流亡政府”擁有“政府”的形態，但沒有一般意義上政府的功能。舉例來說，在市政管理方面，“西藏流亡政府”根本無權過問。有位“民運”人士參觀了流亡社區后寫了一篇體會，說：“公路崎嶇而又坑洼不平，在月影下更覺險象叢生，有時道路陡得已看不到了前方的路，以為車就要掉入了懸崖，當前方有車下來時，車就要停下來讓道，有時開不過還要倒退下去。這樣的路走著都會害怕，何況車在上面走。沒想到達蘭薩拉的路面會這樣危險，不但開車的人需要膽量，坐車的人也同樣需要膽量。我們說為什么不把路面修得好一點呢？他們無奈地搖著頭說，我們總是寄人籬下，雖說印度政府將這一方土地劃給了西藏流亡政府，但畢竟還是在他人的地盤上，整個市政還是屬于印度政府管理的，交通依然由印度人獨家經營，而流亡政府又無權管理，而印度政府也不是說沒有撥款修路，而是修路的錢給貪污了。”

　　流亡印度的藏人，無論是合法居留或是非法居留，永遠都是難民，無法獲得印度政府發給國民身份證明或是護照，因而工作和生活都成問題。如，2011年2月，印度警方突然搜查了第十七世噶瑪巴住所。達賴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達瓦才仁談到這一事件時表示：“這個事件雖然令人遺憾，但事情本身可能有利于凸顯流亡藏人的困境，因為藏人作為印度的外國人，必須每年向印度警方續簽居留身份，因此無法從事長期性的工作或投資，也很難得到宗教團體或社團法人資格。”以這個事件為例，噶瑪巴肯定會收到很多的捐款，但噶瑪巴由于難于在印度的銀行以社團身份開戶，因此，收到的錢如果想存入銀行，只能以私人的名義存入，如此則難脫將“公款”轉入私人戶頭的嫌疑；否則就只能是像現在那樣把世界各國信眾的捐款存放在寺院里。而印度的法律同時卻又對持有現金的數量有法律限制規定。

　　噶瑪巴到目前為止，仍然由印度政府“監護”。這點得到一位“民運”人士的印證。他的文章詳細記載了拜見噶瑪巴的經歷：“這次我到達蘭薩拉，自然很想見一見這位神秘的小活佛，并希望作一個采訪。流亡政府部門為此與噶瑪巴方面多次聯系和努力，最后同意我們到噶瑪巴所居住的上密宗院去作一次禮節性的拜訪，但不能采訪，也不能拍照，因為噶瑪巴到目前為止，仍然由印度政府負責著。到印度后，印度政府一直沒有讓他前往錫金，因為錫金也有一個噶瑪巴泰耶多杰，是由海外流亡的幾個噶舉派大師在海外確認的，但是沒有得到達賴喇嘛的認可。所以印度政府不讓小活佛到錫金去，怕發生沖突。我們到了上密宗院，寺院的周圍有持沖鋒槍的印度士兵守衛著，進入院內還有流動的保安人員和軍人，可以說警衛森嚴。我們進去以后，印度保安人員要求我們拿出護照來做檢查，檢查完畢以后，讓我們到左面的客廳里去等候。一會兒，有一位安全人員進來，對我們全身進行了搜身檢查，并讓我們將帶著的相機和提包放在客廳里就帶我們去見噶瑪巴了。經過一個長廊后上了樓道，在樓道口領我們進去的保安要求我們將鞋脫掉放在地上等候。我們等候良久，保安才從里面出來，領我們進入一個掛著簾子的門，里面就是噶瑪巴會見客人的地方了。”

　　從納稅方面看，一般政府由行政機構征稅。而“西藏流亡政府”則按照“流亡藏人憲章”第六十條規定，稅收事務由“流亡議會”及其領導的“西藏自由運動”組織和地方分會負責。起初這項征稅工作是基于流亡藏人的自覺而產生的，從形式上一直保留“自愿交納”的方式。而實際上在政治上有無選舉權，要根據是否交納稅款而決定。流亡藏人每年要交納的“志愿款項”的性質，有不同的說法和譯法。藏人選舉時出具的“西藏自由手冊”，其實就是“納稅冊(完稅證明)”。只有納稅的流亡藏人才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手冊的正式稱呼是“藏人珍視自由——志愿交納公積金手冊”，一般簡稱“藏人自由手冊”或“志愿納稅冊”等。1997年3月28日，第12屆“西藏流亡議會”第3次會議修訂和通過了“征稅額度案”、“納稅義務案”。決議確定了流亡藏人的納稅不是義務的，而是一種法定的義務；同時也是藏人身份的證明文件。桑東曾代表“流亡議會”提出“改造‘納稅手冊’，使其具有‘流亡藏人身份證明的功能’”。這個方案被“流亡議會”自己否決。由于流亡藏人散居世界很多國家，各國的法律不盡相同，這與有些國家的法律有所抵觸。因此直到現在“納稅手冊”也沒有被賦予“藏人身份證明的功能”。本質上講，納稅更類似于“固定額度的定期捐款”。充其量只能表示對“西藏自由運動”財政貢獻，還不能表明“流亡政府”是合法政府。生活在印度的流亡藏人向達蘭薩拉的“納稅”其實只是一種變相的捐款。流亡藏人收入達到印度政府的納稅標準后，必須向印度政府納稅。“西藏流亡政府”的窘境，可見一斑。

　　記者：如何看待“西藏流亡政府”的“司法機構”？

　　王小彬：流亡藏人在印度的生活是聚居但并非封閉，因此會出現與當地印度人的生活交往，以及隨之而來的治安與民事、刑事等法律關系。由于印度政府對于境內另立司法機構持反對態度，“西藏流亡政府”流亡期間要遵守所在國法律制度，并無權力受理刑事案件和財產糾紛。只能接受所在國法律沒有明文限制的“流亡藏人之間的民事訴訟案件”。也就是說，雖然有自己的“政府”，但卻必須接受印度法律的管轄。藏人相互間只能在印度法律無規定的范圍，接受“流亡政府”象征性的“司法部門”的管轄。因為，流亡藏人并無警察權，故法院的判決也無法強制執行。這是“流亡政府”的現實。

　　“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于1992年3月11日成立，由一名大法官和兩名法官組成。大法官和法官的產生是由達賴喇嘛提名后經“西藏人民議會”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再由達賴喇嘛以“國家元首”名義予以任命。根據《流亡藏人憲章》第69條規定：“在各流亡社區設有常設、臨時或巡回法院。”截止1999年8月，“最高法院”已經在印度30余個地方設立“地方法院”。流亡藏人一共有70多個定居點，且多數定居點還相當分散，司法管轄的普及及服務功能可想而知。由于《流亡藏人憲章》沒有對地方法院法官的職權進一步詳細規定，一些地方的法官都是由地方行政官員兼任，行政權與司法權混淆不分。

　　到2002年為止，“最高法院”頒布了“民事訴訟法”、“法律執行法”、“證據法”等法規，受理了十幾起案件。平均每年不到2起。就此而言，“流亡政府”的法院在現階段的功能，和民間社團的監事會比較接近。2002年，在達蘭薩拉召開地方官員的會議時，達賴喇嘛曾經對此提出異議，認為人民如果對官員的行為不滿而想提出訴訟時，卻發現被告這時候已經變成了法官(蘇嘉宏：《民主在流亡中轉型》，商鼎數位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65頁)。

　　顯然，“流亡政府”所謂的“司法”機構形同虛設，僅有“象征”意義，并無實際用途。

　　記者：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特使甲日·洛珠堅贊對流亡藏人集團的“政治民主化”有過這樣的評論：“我們流亡的目的不光是為了建立民主社會，實施民主制度只是為爭取西藏正義斗爭鋪路，而部分人則誤認為我們的主要目的是民主。”如何看待這個論斷？

　　王小彬：綜合對“西藏流亡議會”的剖析，可以發現流亡藏人集團50多年來推行的“政治民主化”并沒有改變這個以分裂中國、追求“西藏獨立”或“變相獨立”的政治集團本質，其“民主體制”具有虛偽性、荒誕性特征，他們主要基于兩個目的：

　　一是在政教合一的頭上戴上頂“民主”的帽子，便于其推動“西藏問題”國際化。畢竟，封建神權體制早已被歐美國家埋入到歷史堆里，十四世達賴喇嘛在國際上四處游走，以一個“宗教人士”大談政治問題已經引發了一些西方學者的質疑。十四世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集團欲尋求歐美國家更多更好的支持，就要投其所好搞“民主”，戴上民主這頂帽子后就會顯得不斷邊緣化的流亡藏人集團具有歷史進步性。

　　其次是整合一盤散沙的流亡藏人集團，實現其“大西藏”、獨立建國等政治夢想。流亡藏人分屬不同教派、來自國內西藏和其他藏區，他們是在反對民主改革、維護自己封建特權的共同目標下才發動叛亂、流亡國外的。歷史上格魯派曾利用政權力量打壓其他教派，派系矛盾長期存在；而安多、康巴藏區處于地方土司頭人統治之下，噶廈的力量從沒有覆蓋到這些地區。流亡國外后，十四世達賴喇嘛試圖通過“民主體制”的構建，將整個流亡藏人集體整合成為以他為首、以原噶廈為主體的政治集團，以減少內耗、增強合力，最終實現其政治目標。

　　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特使甲日·洛珠堅贊對流亡藏人集團的“政治民主化”有過這樣的評論：“我們流亡的目的不光是為了建立民主社會，實施民主制度只是為爭取西藏正義斗爭鋪路，而部分人則誤認為我們的主要目的是民主。(蘇嘉宏：《流亡中的民主—印度流亡藏人的政治與社會(1959-2004)》。水牛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頁)。”換言之，“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達賴集團的“民主政治”構建中，民主淪為他們愚弄和欺騙世界、利用流亡藏人實現其險惡政治目的的工具。

　　另外，從《流亡藏人憲章》也可以看到他們圖謀實現“西藏獨立”的政治目的。

　　憲章前言稱：在繼續維持藏人中央行政機關作為具有主權之所有西藏人民的代表和合法管理權威的基礎上，依據現有憲章第11條之規定，由達賴喇嘛簽署批準憲章修正案的方式，將達賴喇嘛的全部政治權責轉授予由選舉產生的領導人，由其作為所有境內外藏人之代表并提供權威服務。于2011年5月29日生效(1991年6月14日《西藏流亡藏人憲章》前言：為了使全體藏人的政治、社會、經濟達至自由、平等、公正；為了將西藏三區建設成為民主、聯合、自主自治的公民國家與和平中心；尤其是為了提高西藏自由斗爭的層次、加強內外藏人團結的力量、穩固民主基礎，第十一屆西藏人民議會承擔起立法職責，基于目前流亡藏人之觀念行為所需的規范準則而于西藏王統歷2118年5月2日、西歷1991年6月14日制定了本憲章)。

　　第2條：適用范圍：本憲章適用于藏人行政中央機關所轄全體藏人。

　　第7條：摒棄戰爭：未來的西藏將努力建設成為一個和平區域，將完全舍棄生產生化武器等，從現在開始包括爭取西藏問題的解決等任何問題都將摒棄戰爭。

　　第8條：西藏公民：凡在西藏領土范圍內出生的藏人和在其他國家出生的藏人均為西藏公民。父母一方為藏人者其子女有權申請成為西藏公民。任何流亡藏人因暫時因素而不得不加入其他國籍者，只要其承擔本憲章第13條規定的義務責任者，其西藏國民的性質不會改變。與藏人婚配并持續維持婚姻三年以上之他國公民，可以根據西藏人民議會的有關規定申請加入西藏國民。為實施上述各項條款，由西藏人民議會制定西藏公民法。(注：2011年修訂后的憲章，將“西藏國籍”改為“西藏國民”)

　　第9條：全體西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可見，以上《憲章》前言，及第2、7、8、9條所提及西藏，均是指“獨立西藏”或高度“自治”后的整個西藏，而不是現在流亡藏人控制的地區。所指西藏公民不僅限于流亡社區，是指全體西藏，即憲章所言“西藏國”全體公民。盡管這個憲章還不是真正的法律，只相當于社團規章，其明文規定的約束力本來也小得多，但還是可以看得出，憲章的核心和終極目的依然是“西藏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