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以泛國家安全翻新“中國威脅論”認知，開啟對華全面競爭戰略

　　自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爆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各界逐步認同一個觀點，視中國的制度體系為最大威脅，認為中國在短時間內實現快速發展并接近超過美國水平，靠的是舉國之力辦大事的體制。面對中國蓬勃發展的勢頭，美國一方面把中國的舉國體制貼標簽為威權國家，泛國家安全化翻新“中國威脅論”，另一方面提出了全政府、全領域、全方位動員所有資源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運用包括外交、經濟、情報、法律和軍事等綜合策略，開啟與中國的全面競爭。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發布《國家安全戰略》稱，“世界進入了大國競爭的新時代”，將中國定義為“修正主義國家”、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認為“自尼克松政府以來歷屆美國政府奉行的以接觸為主的對華政策已告失敗”。2022年10月，拜登政府發布《國家安全戰略》稱，未來十年是對華戰略競爭“關鍵的十年”，認為中國是唯一有能力、有意愿挑戰國際秩序的戰略競爭者，美國以中國為戰略競爭的重心、以長期競爭為主要基調的對華全面競爭戰略已經不可逆轉。除國家安全戰略外，其他相關戰略報告都將中國威脅論擺在首位。美國新版《網絡安全國家戰略》用三個“最”形容中國，提出“中國是美國政府和私營部門最廣泛、最活躍和最持久的威脅，并且中國是唯一一個既有重塑國際秩序意圖，又越來越多地使用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手段推進該意圖的國家”，視中國為網絡安全和先進科技領域“最大威脅”。美國《2024年國土威脅評估》針對中國的“多方面威脅”展開評估，“評估中國構成的威脅會如何演變，以及美國如何最好地防范這種威脅的未來表現形式”，以確保擁有應對“中國威脅”的工具和能力。美國對華定位發生根本性轉變，將中國視為“最大威脅”。

　　美國國內，民主黨和共和黨雖然在諸多國內外議題上存在嚴重分歧，黨爭極化，但在對華問題上卻罕見達成共識。美國朝野越來越多地認同美國的領先地位和優勢地位受到來自中國“威脅”的論斷，以大國競爭泛國家安全為借口，維護其對華施壓、維持領先和優勢地位的合理性，翻新“中國威脅論”，形成新的共同認知。甚至連最近的美國國內大學反戰示威也妄圖甩鍋中國，指稱中國正在利用加沙局勢煽動在美國的抗議活動。國際上，美國同樣放大中國制度優勢所帶來的威脅與影響，以泛國家安全認知為主要核心，塑造和誤導對中國的認知。中國在國際社會面臨的輿論環境更加復雜和被動,使中國在國際上面臨更多誤解和質疑。與此同時，美國以民主價值結盟，形成以針對中國為主要目標的各種盟友圈。

　　值得重視的是，在中國威脅論之下，同時進行“唱衰”中國的認知塑造。例如，中國面臨諸多無法解決的難題，發展勢必受阻，即“中國衰落論”或“中國崩潰論”。近兩年，美國不斷炒作中國經濟衰退，人口問題、人權問題、威權問題，等等。而新一波認知塑造的結果，就是拜登政府宣稱對華競爭的“關鍵性十年”，而激進派主張美國應集中在“關鍵性十年”的前期，以“戰略沖刺”姿態布局對華戰略，對中國的遏制打壓更加肆無忌憚，臺灣問題、意識形態、經濟政策、對俄關系等均成為美國對華認知塑造有效議題。

　　涉臺問題上，掏空一個中國原則，污名化中國國家統一認知

　　美國政府借助公開場合大肆渲染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與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立場上存在的差異，支持臺灣當局挑戰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以美國虛假的敘事方式，誤導國際輿論，混淆國際社會一個中國共識，由此加強與盟友涉臺勾連，在盟友間塑造對臺灣問題新的國際共識，掀起新的反華國際聲勢，從而使臺灣問題“國際化”。

　　美國加大力度宣傳其所謂一個中國政策的“真實含義”，在國際輿論領域，不斷宣導“臺灣地位未定論”，混淆輿論，拉攏更多別有用心的國家效仿。美國政治人物在公眾場合對美國一個中國政策的解讀，也愈加偏向宣揚與中國立場的潛在分歧。雖然美國一些政府官員訪問中國或與中國政府官員接觸時表示繼續支持一個中國政策，但事實卻是美國與臺灣的政治接觸越來越官方化和公開化，且美國對臺灣的軍事支持力度不斷增加。現今的美國政府正在偏離中美建交時對中國政府一個中國原則立場認同所做的承諾，中美關系的政治基礎與最重要基石——一個中國原則正被逐漸掏空。這在事實上助長了“臺獨”氣焰，驅動“臺獨工作者”賴清德產生“臺獨”活動正在獲得前所未有支持的誤判，5月20日就職講話言辭激進，使得“臺獨”勢力和企圖在臺灣問題上漁利的國家和地區更加有恃無恐，嚴重威脅臺海和平與穩定。

　　污名化中國的國家統一、渲染臺海戰事就是典型的認知戰。臺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涉及中國核心利益。2022年《臺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寫道，“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解決臺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這是中國大陸在軍力遠超臺灣情況下仍然積極推動兩岸融合發展的深層次原因。同時，中國政府清楚地向全世界宣告，“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臺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臺灣同胞，非和平方式將是不得已情況下做出的最后選擇。如果‘臺獨’分裂勢力或外部干涉勢力挑釁逼迫，甚至突破紅線，我們將不得不采取斷然措施”。

　　2021年至今，美國軍隊高層和政治精英通過各種方式在國際輿論場域塑造中國在不遠的將來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形象，不斷強化世界對中國將采取武統行動的印象。

　　美國以大眾傳媒為主要平臺，并利用國會聽證、智庫團體、國際會晤等機構和場合，宣揚美國認為中國將武統的論斷；美國的國家宣傳機器全面啟動，充分利用大眾傳媒進行認知宣傳，著名智庫、專家學者等不斷進行“專業解讀”，推動認知攻勢。美國國務院和國會下屬各機構官方網站根據職責分工發布有關信息，面向全球廣泛宣傳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政策，定期發布所謂《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軍事戰略》《中國年度軍力報告》等，通過對武統的認知輸出，引導盟友伙伴快速融入美國印太戰略。日本公然宣稱“臺灣有事，日本有事”，借機進行軍事擴張。隨著這些信息被反復傳播，國際輿論對臺海戰事的不實認知不斷加深。越來越多輿論倒向美國必須動用所有軍事力量，要準備好和中國在臺海發生戰爭。美國總統拜登多次以口誤方式散布美國會軍事介入可能的臺海沖突言論。為迎合美國的反華共識，不少智庫紛紛發布戰爭推演，猜測所謂臺海沖突時間表，并借機主張強化美國軍備。美國國防部2022年度《中國軍力報告》，甚至預測中國將于2027年武力收臺，并提出四種方案。

　　美國國會2023年7月和9月的兩場聽證會，假設2027年或2028年美國介入臺海戰爭，美國將遭遇毀滅性損失，強化社會各界對兩岸關系的錯誤認知，加劇國際社會對華危機感。幾場聽證會都在美國電視黃金時段直播，實質上起到了在美國國內和國際社會進行認知動員的作用。

　　美國和民進黨當局在國際社會的表演都是在認知領域擴散傳播對中國的偏見敘述，意在搶占認知主導權和主動權，加劇國際輿論對臺灣問題的認知偏差，意為將來軍事介入臺海行動正名。

　　美國智庫在認知戰中的作用

　　“認知戰”概念最初由美國前空軍參謀長大衛?古德芬2017年9月提出，強調“戰爭形態正由消耗戰向認知戰方向轉變”。認知戰是國家之間的對抗，是精神領域的攻防。在認知戰中，戰場就是人類的思維領域。在美國對華認知的塑造中，有一個強有力的推手，就是美國智庫。

　　美國智庫涉及領域十分寬泛，主要有國防和國家安全，外交政策和國際事務，國際開發與發展，國內國際經濟政策，能源、環境和資源政策、科學技術、社會政策、社會教育、社會公正透明和良善治理等。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會長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認為，智庫應該發揮生產理念、供給人才、謀求共識、教育公眾和充當政府外交的“第二渠道”。具體而言，美國智庫在認知戰中的功能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塑造認知，為政府提供前瞻性和戰略性方向政策建議。因為美國智庫與政府之間特殊的“旋轉門”機制，高端智庫生產的內容較一般學術單位更具前瞻性和戰略性，其所做政策決策研究分析更易被采納，對于塑造和優化政府政策有直接影響力。

　　其次，生產認知，為利益集團制造認知內容。美國國內利益集團主要是公共政策受益者或是游說集團，反映和代表的是特定群體利益，利益集團的游說需要學術理論和大量數據支撐，故而會以資金支持的方式，資助智庫就相關領域和議題進行研究，而智庫的研究則傾向于得出對集團有利的結果。

　　第三，傳播認知，借助媒體傳播影響力無遠弗屆。智庫和媒體之間相互依賴，媒體借助智庫的專業性和權威性吸引受眾的關注度，智庫的議題研究成果借助媒體快速擴散，雙向放大影響力。

　　以美國國務院新聞發布會為例，發言人經常引用智庫研究報告的數據和案例，直接或間接為媒體提供可供宣傳和報道的材料，經由新媒體即時傳遍網絡覆蓋全球，迅速達成國際性傳播。智庫研究成果和觀點發布在新媒體上的傳播速度和獲得的關注度和影響力有著量與質的飛躍，深遠影響受眾的判斷力。

　　第四，影響認知，引導輿論，重新塑造普通民眾認知。智庫從政策發布者所需要的角度，多樣化呈現普通民眾難以接觸或了解不夠深入的專業領域內容，并憑借專家的權威性，影響和塑造那些缺乏理性判斷的公眾的認知，目的在于為其相關政策措施出臺或者戰略實施鋪墊民意基礎。

　　第五，人工智能(AI)化認知，借助人工智能制造、傳播信息，甚至操縱信息，引導和塑造認知。智庫是人工智能技術高端使用者，操縱認知通常是通過人工智能分析社交媒體大數據，推送針對性信息，操縱并影響受眾認知傾向。人工智能通過個性化推薦，將用戶置于與其意見一致的信息和觀點之中，形成“回聲室效應”。在“回聲室”中，受眾傾向于選擇讓自己“愉悅的東西”，排斥與自己觀點相左的聲音，由此形成“封閉”空間，在這個空間內人們的觀點只會被進一步印證和強化。人工智能技術使得網絡空間的回聲室效應越發凸顯。這種認知操縱在選舉或者重大事件中已經越來越常見，成為武器，加深認知偏差。美國政府監管組織“捍衛公眾利益組織”負責人羅伯特?韋斯曼(Robert Weissman)稱，政治“深度偽造”時刻已經到來。

　　美國智庫之所以能夠發揮特殊作用在于人才，在于其研究人員構成特征，智庫的研究力量并不是純粹講求學術理性和學術中立的學者，而是有著特定政治傾向和政策導向的智囊型高級人才。美國政府與智庫之間的“旋轉門”機制，使得智庫研究員/高級研究員往往具有深厚學術背景和豐富政府實踐經驗，在相關領域已取得顯著成績，擁有前瞻性思維和視野。蔡英文當局執政8年就是利用與臺灣深度交往的美國智庫學者所制造的不實涉臺認知漁利，進而將利臺友臺認知變成美國國會議員共識，并立法通過成為美國國內法，影響并改變美國對臺工作政策。

　　這些研究人員涉及領域非常之廣，有政府退休或離職高官、經濟和金融專家、政策研究專家、資深媒體人以及其他領域代表人士。人員結構更是多元化，不同種族、宗教、性別、年齡、國籍等都在其中，故其塑造的認知內容具有跨學科、跨領域、跨國別、跨性別等優勢。為了高效搜集信息、了解前沿動態，使其研究成果更具有效性和針對性，美國智庫要求研究人員參加研討會、圓桌會議、開講座，并組織智庫研究人員與政府部門進行非正式討論，定期到政府部門以及其他智庫工作、學習和交流，快速提升政策研究能力。

　　中國智庫建設的思考

　　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重視中國建設高質量智庫。十八大以來，從推動科學決策、民主決策、增強國家軟實力戰略高度，對加強新型智庫建設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部署，使中國智庫建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進展，形成了中國特色智庫話語體系、知識體系、學術體系和治理體系，并在高端智庫建設機制創新方面實現了重大突破。

　　一是加大對中國智庫人才培育。從國家發展和國家安全戰略高度出發，建立中國特色“旋轉門”機制，健全智庫人員、高校專家學者與政府機關官員學者掛職、借調機制，建立智庫、高校以及政府機關定期專題閉門會議制度，使智庫研究人員有機會到政府部門掛職鍛煉，高校教師能夠進入智庫開展以制定政策為導向的學術研究，政府部門人員能夠到智庫、高校掛職任職，利用豐富工作經驗提高智庫政策研究成果針對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使智庫研究成果契合政府和國家發展需要。同時注重拓展海外研究力量，建立包括國外研究專家在內的區域國別研究人才體系，并加以機制化專業化，使得智庫研究更加國際化。

　　二是提升塑造和傳播雙向能力。加強智庫成果推廣，建立傳播體系，提升塑造國際認知能力。智庫研究以服務政策為導向，既要產生新觀點新理論，提升智庫成果質量，也要傳播新認知新思想，形成多維度成果傳播渠道。

　　在傳統做法基礎上，利用新媒體技術進行宣傳和傳播，針對不同國家與地區用戶，多語種多平臺傳播較官方語言靈活的具有智庫特色認知內容，提高智庫的國際知名度和公眾認可度。構建中國敘事話語體系，在與世界交流交往中建構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友好認知，進而建立起對中國有利的國際輿論環境。

　　三是從戰略高度進行高質量建設。從戰略層面認識開展對美認知戰重大意義和影響力，建立和健全智庫在塑造認知、生產認知、傳播認知和影響認知的功能和體系作用，通過新質生產力和科技賦能，謀略性充分開拓人工智能在認知戰的廣泛運用，高質量開展認知工作。

　　四是精準對美國智庫開展工作。

　　其一，加強對美國智庫的研究。美國智庫通過對美國的外交國防決策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逐漸成為美國政治生活的重要參與者。因此，為了更好地預判美國對華政策的發展方向，應深入對美國智庫，特別是主流智庫的研究，透徹了解和掌握其在臺灣問題上的觀點動向，加強同它們的交往與合作，潛移默化地影響其對華認知與判斷。

　　其二，加強中國智庫走進美國的力度和深度。主動加強與美國主流智庫的交往，重視智庫的旋轉門特點，加強同美國具有較大政策影響力的中國問題專家的交流與交往，特別是那些兼具政界背景或與政界有著密切關系的中國問題專家，積極開展認知影響工作。

　　其三，加強與美國總統執政團隊關系密切、對總統決策有影響力的智庫的精準研究。幾乎每位美國總統在位期間都有自己相對固定的智庫，幫助其制定執政政策。臺灣民進黨當局也經常性地加緊接觸這些人員開展利益關說和利益交換。我們應精準開展對美國總統執政團隊所依賴的智庫和智囊團的研究工作，不僅是掌握民進黨當局通過這些智庫妄圖達到的“臺獨”圖謀，也要盡力爭取通過智庫的渠道增進雙方對話與互信，更精準更精細開展認知影響和認知塑造工作，盡量減少乃至杜絕對中美關系特別是臺灣問題這一核心問題上造成傷害的事件發生。

　　五是構建中國智庫國際影響力。中國智庫要加強國際合作，與國際接軌，全面提升國際話語權。一流的智庫不僅要從事國內公共政策研究，而且要廣泛參與全球事務，特別是在國際上有責任塑造有利的對華認知，應該走出去，積極參與全球性重大問題研究，主動塑造重大國際議題，提升規則制定能力，增強中國智庫國際話語權。全面、深入、系統理解和吃透美國的話語核心邏輯，將應對中美博弈戰略思考納入中國國際話語權構建進程中。

　　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塑造和強化符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方向的中國國家統一世界認知。對西方一些國家的蓄意抹黑和錯誤認知做出有力、及時回應。這不僅是在國際上發聲，更是塑造良好中國國際形象。（曾曉栩，廈門市臺灣學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