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學運”落幕一年多之后的2015年7月25日，以高中生和歷史科老師居多的部分一線青年教員為主的“反黑箱課綱微調”抗議活動開始于臺北街頭，并持續至8月6日才告結束而漸趨平靜。規模雖遠不及“太陽花學運”，其所引發的社會爭議卻有過之而無不及。一定程度上，“反課綱”運動中抗議方和聲援者所持的論據、理由及其背后所蘊含的“去中國化”、“臺獨”和對殖民主義的美化等傾向不僅已令祖國大陸甚感憂心，而且也促使廣大有良知者反思臺灣現行教育中的核心價值是否已出現嚴重偏差這樣一個根本問題。進而言之，“反課綱”運動中的各種拙劣言辭事實上已經是對人類共同價值的公然背離。

　　若將視線拉長，此次“反課綱”運動與之前馬英九當局主導下的課綱修訂密切相關，特別是其中歷史科“撥亂反正”成為整場“反課綱”運動焦點，而這已經是繼李登輝、陳水扁之后的第三次課綱修訂。姑且不論其正確與否，還是回歸歷史現場，還原前后三次課綱修訂歷史背景，看看他們到底改了哪些內容，課綱修訂與臺灣自“解嚴”以來近30年的歷史脈絡有何正反互動？由于歷史科始終是三次課綱修訂過程中各方關注重點所在，本文主要以歷史科為例具體說明。

　　李登輝執政末期的“88課綱”

　　眾所周知，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在權力漸趨穩固后，李登輝開始與兩蔣時期執行的兩岸政策分道揚鑣，轉向尋求所謂“臺灣獨立”。為達此目的，李登輝不僅于1999年在政治上拋出“兩國論”，將兩岸關系定位在“國家與國家的關系，至少是特殊的國家與國家的關系”。而且更進一步將黑手伸進教育領域，借鼓吹教育“臺灣化”，推動“教育本土化”和“文化臺獨”等活動，試圖透過洗腦塑造年輕一代的“臺灣意識”，與早先作為中華意識之下的一種地方意識有著本質區別，培養新一代“臺灣人”，為“臺獨”服務，將他們與中國文化之間的血脈聯結一刀斬斷。

　　為適應本土化所需，李登輝當局決定開放審定版教科書，在“一綱多本”政策指導下，修訂高中課綱，并于1999年正式推行，因這一年為“民國”88年，俗稱“88課綱”，其最大特點為在不脫離中國史范疇的前提下首次將臺灣史單獨放在一個單元之下，這也意味著原有全盤一律的意識形態開始松動。體現臺灣本土意識的、包含歷史篇、地理篇和社會篇三本《認識臺灣》系列教材也于1997年上路，臺灣史首次以課程形式出現于中學課程之列，內容則充斥了錯誤而卑劣的“臺獨史觀”和“皇民史觀”。

　　談及至此，就不得不提杜正勝，正是他充當了李登輝“臺獨”路線的“急先鋒”與“馬前卒”，也是流毒甚深的《認識臺灣》一書編寫主持人。較之出身農經專業的李登輝，杜正勝乃正牌歷史學家，本科和碩士分別畢業于臺灣大學歷史系和歷史研究所，后赴英國倫敦政治與經濟學院進修研究兩年，學術專長為中國上古史，特別是先秦時期社會史、醫療史和文化史，其學術代表作《周代城邦》、《編戶齊民》也都是各自領域內學者研究時的重要參考文獻。杜正勝的學術生涯起步于東吳大學歷史學系，隨其學術聲名鵲起而先后擔任“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研究員，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1992年更是當選第19屆“中研院”院士，忝列臺灣最高學術研究機構，并在1995年擔任享有盛望的“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可令人頗難理解的是，以研究中國歷史為主業的杜正勝卻提出所謂“同心圓”理論作為教科書編撰指導思想。

　　“同心圓”理論的主旨在于將臺灣史從中國史框架中剝離出來，獨立于中國史，類似于同心圓，第一圈為鄉土史，第二圈為臺灣史，第三圈為中國史，第四圈為亞洲史，第五圈為世界史，而且將中國史與世界史同等對待，杜正勝聲稱臺灣中學歷史課應改變過去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研究及教育觀念，改從臺灣出發，先認識臺灣，然后了解中國大陸、亞洲及全世界。按此精神編撰的《認識臺灣(歷史篇)》公然宣稱臺灣文化僅是中華文化的一個源頭，其地位與荷蘭、西班牙、日本和歐美文化等同，“中國是敵國”，“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文化不是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粗鄙不堪”，必須將其從臺灣文化中剔除出去，凈化臺灣文化的純度，壓縮各級學校有關中國語言和文化的課程比例，提高“臺語”和臺灣本土文化的地位。

　　自此以后，教科書中臺灣史部分即從中國史獨立，形成“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論述格局，臺灣史的地位也由中國史整體構架下的地方史搖身一變為“國史”。該書將臺灣史分為“史前時代”、“國際競爭時期”、“鄭氏治臺時期”、“清領時代”、“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與“中華民國在臺灣”等階段，一律將荷蘭、西班牙、清朝、日本、中國視為壓迫臺灣人的“外來政權”。同時美化日本在臺殖民統治，不再稱之為“日據”，強調日本為臺灣帶來“工業化”以及“守時”、“衛生”、“文明”等觀念，卻避談其中的剝削與民族歧視。極力淡化臺灣人前仆后繼的抗日與光復運動，以“接收臺灣”取代“臺灣光復”。全書最后也不忘贊揚“落實民主法治”的“臺灣經驗”“是中華民國面對中共的威脅卻始終屹立不搖的要因”，借此凝聚臺灣人民的“生命共同體”意識。

　　陳水扁時期的“95暫綱”和

　　“98課綱”

　　與李登輝類似，陳水扁執政期間有關兩岸問題的論述同樣也經歷了一個逐步倒向“臺獨”的蛻化和變質過程，與之相伴的則是他在諸多領域內的進一步“去中國化”行徑，爭議最為激烈的當屬教育和文化兩項，而中學教科書課綱的深度“綠化”更是成為各方眾矢之的。

　　2000年政黨輪替之初，在面對兩岸關系發言時，陳水扁尚能說出所謂“四不一沒有”，甚至向祖國大陸釋放善意。2002年5月16日，陳水扁在接受美國CNN記者采訪時則加碼：“中國要我們不要呼吸，這是拿著槍對著我們的鼻子、對著我們的脖子，任誰都沒有辦法忍受，所以我們認為在中國的武力威脅之下，統一是不可能的。” 8月3日，陳水扁在“總統府”以視訊方式向在東京召開的“世臺會”第29屆年會發表開幕致詞，首次明確表態臺灣是“主權獨立國家”，“臺灣與對岸中國，一邊一國，要分清楚”。除了政治“宣示”之外，陳水扁也將觸角伸至中學教科書的課綱修訂，試圖以此來達到實質“臺獨”的目的，而為其出謀劃策，不惜出賣專業良心的還是前文已有提及的杜正勝。

　　民進黨時代，杜正勝官運亨通，先是擔任“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后于2004年被拔擢為教育部門負責人。院長任內，推動所謂故宮的“國際化”，弱化故宮文物所承載的中華色彩，而其最臭名昭著的則是當上教育部門負責人后以轉型正義之名所做的各項服務于陳水扁當局“臺獨”意識形態，撕裂臺灣社會的“去中國化”和“去蔣化”措施。當然，作為教育部門負責人，最重要的工作還是在教育領域，上任后即力主推行2003年由新竹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主任張元教授所編訂的“臺獨”色彩甚為濃厚的課綱。因該課綱于2006年施行，但因其并未完成修訂流程，因此也被稱為“95暫綱”。該《暫綱》將臺灣史與中國史完全分開，臺灣史獨立為第一冊；將1945年以前的“中華民國史”列為中國史，1945年之后的部分列入臺灣史；同時，也將確立臺灣復歸中國的《開羅宣言》定位為“新聞公報”，要求《舊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納入教材。

　　“95暫綱”上路后，杜正勝授權逢甲大學教授周梁楷在此前基礎上繼續進行修訂工作，最后于2008年通過，這也就是原定于2009年施行的“98課綱”，它沿用了“95暫綱”基本框架，以杜正勝“同心圓”理論為指導思想，并以更大步伐加快歷史論述中“去中國化”和“臺獨”雙重步驟，而以此課綱為據所編寫的歷史教科書簡直不忍卒讀。如對孫中山的尊稱“國父”改為“先生”，“光復”變為“戰后”，“中國第一大島是海南”(而不再寫臺灣)，“李白是中國的偉大詩人”，“我國國土面積36000多平方公里”，“中國是外國”，禁用“古今中外”，對于日本殖民統治則以中性的“日治”來取代“日據”，在談及慰安婦來源時則說“除了風塵女子外，也有自愿到海外去從事慰安的婦女”，教科書將臺灣史與中國史、世界史獨立分冊，形成兩岸“一邊一史”，其背后的“一邊一國”意涵不言而喻。

　　杜正勝卸任前的2007年，教育部門委托“獨”派色彩濃厚的“臺灣歷史學會”完成《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要求各家教科書書商依此“標準”編寫教材。這份報告檢核了當時自小學至高中各領域各版本教科書，包含國文、社會、歷史、地理、自然、生活科技、健康、體育、藝術與人文、地球科學、美術、音樂等科目，列出五大“不適合用詞”“標準”：(一)不客觀歷史價值標準、刻意褒揚或貶抑的非中性詞匯；(二)自我矮化為地區或主體意識不清，例如禁用“臺灣地區”、“全省各地”與“兩岸”等詞；(三)臺灣與中國大陸分屬不同政權時期的敘述，對中國的地名、歷史朝代、特定人物等，未加注國名，例如要求將“今山西省新絳縣”的敘述改為“今中國山西省新絳縣”，又如要求將“春秋戰國時代”改為“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四)敘述日治時期臺灣的人、事、物卻使用大清帝國、中華民國紀年，例如要求將“中華民國16年”改為“大正5年”；(五)對于特定詞匯的使用不夠精確，例如規定不可使用“京劇、古典詩詞”等詞匯，來描述“中國特有的文物、文字、書畫、戲劇、詩詞等”；又如規定不得使用“歷史上、古時候、古代、上古時代、老祖宗、古人、先人、先民”等詞匯，來描述“時間或對象泛指中國古代或是古代之人”。

　　這份以政治力強行推動的“不適合用詞檢核報告”威力驚人，不過是一兩字之差，但已將“臺灣中國，一邊一國”政治意識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中灌輸給臺灣學生。長此以往，導致當前臺灣社會各階層早已將“一邊一國”視為理所當然之事，如臺灣人到祖國大陸參訪工作求學一律自稱為“出國”，稱“陸生”為“中生”等等。臺灣中小學近年來主要的新進教師無一不是讀著1997年之后的“反中”、“反共”、“臺獨化”和“皇民史觀”教科書成長的一代，“文化臺獨”思想和理念已經根深蒂固。

　　馬英九上任后的“撥亂反正”

　　2008年5月20日，馬英九就職臺灣地區領導人。作為“根正苗藍”的國民黨“官二代”，馬英九對于歷史課綱的編纂自有其一套想法，總體而言以“中華民國憲法”和“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為準繩，遵循國民黨傳統歷史論述，同時兼顧臺灣本土民意，試圖將已走偏的臺灣重新拉回中國坐標。為此，馬英九努力把中國因素更多留在臺灣這塊土地上，試圖證明國民黨政權非民進黨人眼中的外來殖民者，同時認為陳水扁誤用臺灣歷史情節，希望為本土論述尋找一個新方向，重建中國人意識。這也就可以理解馬英九在理念上很難認同此前李登輝和陳水扁時期對歷史課綱所做的“修正”。

　　為此，馬英九時代的教育部門先是對此前的歷史和國文課綱重新修訂后定于2012年8月1日起實施，這也就是“101課綱”。該課綱雖是在國民黨執政背景下所做的修訂，但其主要內容和“98課綱”相去不遠，甚至很多表述違背“一中”原則。2014年年初，教育部門以“錯字勘誤、內容補正及憲法之檢核”為由，邀請具有泛藍和統派背景的學者對“101課綱”進行修訂，但在最后階段臨時動議進行課綱微調，強化大中國史觀、臺灣和祖國大陸之間的聯結，突出日本殖民，這也就是“反課綱”運動中備受爭議的“104課綱”，定于2015年8月新學期開學之際上路。微調小組總召集人學術地位和杜正勝類似，是在學界立場鮮明的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王曉波。王曉波系殷海光弟子，雖處哲學系，但其主要專長還是臺灣史，特別是“二二八”研究。

　　這部課綱中，“中國”改為“中國大陸”，“荷西治臺”改為“荷西入臺”，“明鄭”代替“鄭氏”，“清代”改為“清廷”，“日本統治時期”變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慰安婦前增加了“被迫”二字，“光復”取代中性的“接收”，強調清朝統治之下臺灣的“現代化建設”，如電報、學校、鐵路等設施的興修。新增內容最大宗者旨在強調政府作為的主觀能動性，如在經濟發展上強調“國府”遷臺初期的“土地改革、匯率改革、加工出口區、十大建設、科學園區”等；政治民主化部分也比現行課綱更強調“地方自治、開放黨禁、解嚴、改選國會”等內容，甚至連社會文化部分也在“語言”后面加上“政策”二字。次大宗者則是對臺灣地位與兩岸關系的論述，值得注意的是，“104課綱”也將“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提升至課綱“重點”，前者更予以專節介紹，要求說明“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過程與影響。總體而言，“104課綱”不啻為馬英九當局對“臺獨史觀”和“皇民史觀”的撥亂反正，如同王曉波自己所言的那樣，“臺灣高中課綱微調是正本清源”——在于“正中華之本，清兩岸血脈淵源”，但就其更動規模來說其實還是遠不如李登輝、陳水扁時期的課綱修訂。

　　較之課綱的修訂規模，馬英九本人及其教育部門的鄉愿做法則更令人失望。面對來自“反課綱”運動學生抗議層級的升高，教育部門不僅未能做好各方意見的協調溝通，反而一味妥協，最后只得針對“104課綱”的去留存廢表示三點意見：新舊版教科書并行，以尊重教師專業自主選書權；新舊版教科書爭議部分不列入大學入學考試命題；即刻啟動課綱檢討程序，同步推動大家一起寫教材計劃。以高雄、臺南、臺中和桃園為首的民進黨執政縣市首長更是公開表態繼續沿用舊課綱，對于教育部門的相關規定則完全置若罔聞，實質為舊綱照行。蔡英文也適時為學生的“反課綱”行動背書，姑息養奸，以求坐收漁人之利，這些具體操作手法上的拙劣也不得不說是再次體現了馬英九個人政治手腕的不足和島內整體民粹氛圍的愈發濃厚。

　　思慮和隱憂

　　7月30日晚，一對父母來到“反課綱”現場，原本希望帶兒子回家，可兒子不但不領情，還狠推父母多下，并當眾嗆聲道：“我在為臺灣未來努力！你做了什么貢獻！”其事后竟在網上發文稱“這是他一生最光榮的時刻”。此事一經報道，輿論一片嘩然，臺灣社會原本在華人圈中引以為傲的人情義理和父慈子孝竟在政治沖擊下被蕩滌殆盡，而“反課綱”學生在運動過程中所表現的如“連張飛和岳飛都無法分清”諸多常識性錯誤，如地上噴涂“‘中華民國’滾回中國”這樣的字眼強烈的“臺獨”傾向，更讓人無比憂慮，而其中又隱藏著深刻的隱患！

　　用清華大學臺灣研究院副教授鄭振清的話來說，愈演愈烈的“反課綱”風波背后是相當一部分臺灣青年歷史觀的扭曲與混亂，而它源自陳水扁執政期間對狹隘本土化的渲染、教育以及對歷史觀、國家觀的誤導。臺灣作家陳映真也說：“我在這里著重要說出的臺灣的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慘虐，絕對不僅僅是說國民黨的殘暴、蔣介石的沒有人性、我們要反對國民黨——不是這樣的邏輯，如果我們把我們的鏡頭從臺灣往后拉來看全世界的話，你就知道戰后世界的形成，特別是戰后冷戰世界的形成，到處都充滿了這種不可置信的、不以暴力為羞恥的集體的屠殺、集體的摧毀、集體的虐待。”然而，與兩位所說正相反的是，當下臺灣青年為運動而運動，為反而反，充斥著“國民黨不倒，臺灣不會好”的極端情愫，不明就里地盲目肯定“日治”功績，踐踏先人血淚，歷史在臺灣已經淪為政治操作的“婢女”，試問臺灣的未來在哪？臺灣將走向何方？